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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

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成爲話題不難預料,但沒想到竟然如此火熱,從媒介不遺餘力得挖掘和炒作到微博名人各種評論,可謂口誅筆伐,群起攻之。之前朋友問我是否會去看這部電影,我說肯定不會。沒想到這個話題近兩日進入白熱化的狀態了,但依然提不起我看這部電影的興趣。昨日看到樂嘉寫得關於他眼中的郭敬明,讀了之後覺得挺有趣,也很真實,這和我2009年香港書展時期接觸到的郭敬明差不多,如果不是以傳統意義上“作家”這個稱謂來衡量這個人,郭敬明並非像大多數人想像的“淺薄無聊”。

 郭敬明作為09年香港書展《亞洲週刊》邀請的作家在香港呆了七天,而我在這七天中負責接待和跟同他的行程。除了常規的講座和採訪,還要陪著他和他母親、經紀人在港血拼。我不是個八卦的人,除了做好助理分內的事情,也無意和他套近乎或者窺探他這個紅人的私生活。但這個期間,和他也有不少交流,就像樂嘉說的那樣他對很多東西充滿好奇,反應能力快,行動力也很強。他能很快判斷談話對象是什麼樣的人,對他的訴求是什麼,而他的回答也會讓絕大多數的訪問者滿意。對於自身的優劣勢,郭敬明很清楚,且毫不避諱。我挺佩服他的一點是,無論面對什麼樣的人,他總是能把心態調整到非常好的狀態,在那些博學的、資深的、優秀的人物面前不敗下陣來。簡單來說,很多人都從心底裏詆毀他,但誰都不敢在當面小瞧他。

 郭敬明被人詬病的身高和“抄襲事件”讓他一直在眾生態的光譜中呈現出漫畫的效果,作為一個嚴肅的作家的確很難從他的作品中挖掘出什麼文學價值來。還記得當初他看我採訪他的那篇文章僅僅就用了不到2分鐘,我問他那麼快就看完了,必定是我寫得很無趣。他說不是,他看什麼都那麼快,要吸收的東西太多了,他的眼睛可以自動篩選對自己有用的資訊。而他和人打交道的方式也是如此,知道誰是對自己有益,誰對他不屑一顧,而誰是他自己敬佩的人。他所敬佩的人也應包括導演賈樟柯,這兩日賈樟柯在微博上對於電影院排片量的說法,被人拿來說是在暗批《小時代》全線濫放破壞市場秩序。有趣的是09年的書展賈樟柯也是受邀嘉賓之一,但他和郭敬明在那時僅在電梯中有一面之緣,從他們之間的交談和之後郭敬明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對賈導的欣賞和尊敬。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如果你要做陽春白雪就要準備好忍受孤獨;但有人能兼顧藝術和市場,那就是大師了。有才華並已經成功的賈導在他眼中即使不是後者,也是通向後者的路上,而他自己就從來沒有準備走這條路。

一個創作者的追求是生前名還是生後名,作為本人他很清楚。能執著追求創作本身,而非功成名就的人本來就很少,連畢加索這樣有天份的畫家,也依然在他的畫室和藝術經紀人及評論家孜孜不倦得謀劃如何為他的畫作製造話題。郭敬明要的就是前者,也不止一次得向媒體展現他的野心勃勃和追名逐利。只是可惜的是,從院線到媒體報道都把他這種拜金主義作為賣點,吸引讀者和觀眾獵奇,變成“人踐人愛”的焦點,這其實和郭導本身的預期倒是不謀而合,他知道自己在賣什麼給媒體。

 《小時代》幹擾不到我的觀影體驗,因為我只要對它視而不見就好了。可是讓我覺得遺憾的是,能夠選擇的國產影片是那樣少。從《北京愛上西雅圖》到《致青春》再到《小時代》,沒有哪部比哪部更好,只能說哪部不是最爛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媒體人和評論家能多去發掘出色的影片和有才華的導演,讓他們不至於因為生存境遇而埋沒掉,那要比群力揪住一部爛片窮追猛打要有意義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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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貼2009年香港書展前寫他的舊文,原文刊登於《亞洲週刊》七月

郭敬明,今年中國福布斯名人榜的68名,去年作家財富榜的榜首,他的博客點擊量累計過億。可以這麽說,有名的可能沒他有錢,有錢的也許沒他有名,而有名有錢的卻沒他年輕,他還未滿二十七嵗。

他一切源于2002年發表于《萌芽》的短篇小說《幻城》,此文一經問世就好評如潮,他應出版商之邀將《幻城》改寫成長篇小說,幷在短短幾個月內發行50多萬册。一文成名,郭敬明成爲了“80後青春文學”的領軍,而且以他爲濫觴,那文字中優美又憂傷的格調在整個80後寫手中彌漫開。許多人效仿這種筆法,但終究沒有人再紅過郭敬明。

他作品中有一種唯美和憂傷,但他表示這不代表他的生活。比同齡人在社會上多摸爬滾打了四、五年的郭敬明懂得,敏感在個性上是傷人傷己,而在審美上卻讓他的事業如虎添翼。普通學生談論的是“畢業”,郭敬明說的最多的是“出道”,這個詞多用于藝人,相比普通作家,他更會給自己定位爲“偶像”,穿著時尚,造型多變,他知道自己每次出場都會使許多少女爲之瘋狂尖叫。

而他最想當的是一個老板。如今的郭敬明是上海柯艾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由一個單純的作家迅速成爲包裝作家的書商。他表示寫作只是他興趣的一種,公司才是他自己的事業。他說“我喜歡商人這個角色。”

郭敬明的成功成爲一種信號,許多年輕人開始覺得功成名就可以是加速的而並非要經過一個漫長而艱苦卓越的過程。但速成的危险在于失落了循序漸進的積累,一個人可能會突然被奉若神明,又在轉眼間被視如弊屣。

“風吹起花瓣如同破碎的流年,而你的笑容搖晃搖晃……”如今的郭敬明已經不再是寫那些華麗字句的少年,只在被問到對“愛”的定義時,他輕輕說“愛是一種信任和給與”這和他弱冠之年在《幻城》中寫下的“我匍匐了一百年……只爲等待與你灰飛烟滅的重逢,因爲你的快樂,是我生命裏全部的信仰”倒是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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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年神廟上的塗鴉

vandalized-luxor-temple-wall中國少年在有 3500年的盧克索神廟(Luxor temper)的浮雕上留名“到此一遊”,此舉引起輿論關注,在西方媒體和中國大陸微博的轉載後,引發一片撻伐。少年在異國他鄉的古蹟上塗鴉,不僅有喪國格,更有失人格。這道理很簡單,好比小孩隨著父母方,到別人家去做客,當然是不可隨便擺弄主人家的物品,更何況將東西弄壞。若小孩隨性所至,只能怪父母家教無方;而從國家層面來看,是否尊重文物和歷史遺跡本該是國民教育的必修課。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經常會看到一群群的青少年在老師或者家長的帶領下前來參觀,這被看作對青少年博雅教育的重要部分,能幫助現代人更了解古代文明和歷史。中國作為文明古國,說到現代社會的“文明”多少讓國人有些自慚形穢。不必說到他國,就算在國內的名勝古蹟“到此一遊”的痕跡也比比皆是。例如圓明園的水塔遺址,上面就有“勿忘國恥”“振興中華”“還我國寶”等大量題字。而根據《文物保護法》規定:“公安機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海關、城鄉建設規劃部門和其他有關國家機關應履行所承擔的保護文物的職責,維護文物管理秩序”。法律規定了文物保護歸地方部門,但恰恰地方部門是權力機關中執行力最弱的。同時對於破壞文物的行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條規定,情節嚴重,可以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雖然有法可依,但執行力卻差強人意。國民對於文物保護的概念意識也很淡漠,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缺少民間有公信力的文物保護組織。

就拿埃及來說,經歷了社會動盪和內戰,對於文物保護的狀況令人憂心,文物破壞嚴重,曾經一度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埃及,民眾的普遍貧窮和憤怒壓倒了對於古代尼羅河流域燦爛文明的敬重。但有幸埃及高校等學術機構以及民間組織積極參與搶救和保護文物的行動。如埃及大學的考古學下專門設置了文物保護專業;而在這次“塗鴉事件”的發生地盧克索地區也開設了兩年制的文物保護專科學校。還有像埃及文化遺產組織(ECHO)主要致力於協助埃及年輕人保存和搶救古埃及的文化遺產,它採用會員制,並定期組織田野調查和學術訓練,經費來自社會各方的募集吸引很多埃及的年輕人加入。這是值得借鑒的,雖然對考古或者文化研究,年長者佔了經驗的優勢,但是年輕人體力和學習力更應該在第一線工作。

古訓言“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國人開始富足,舉家出國旅遊。但是國際形象一直無法提高,除了國民需自省之外,還需要從社會制度上去考慮我們究竟缺失了什麼。就像中東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Alex Joffe曾經說過:“缺乏自由和穩定的國家,暫時無法認真對待文物。”

兩尊獸首的「回歸」

16914431363245457060(0)圓明園十二生肖水法應該是中國最惹人注目的文物。這其中固然是有一些“新仇舊恨”的:據說是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直接搶走了那十二個獸首,從而成為了中華民族一段屈辱史。之後獸首們四散各地,除了龍首現在台灣,牛、虎、猴、馬、朱也陸續回歸中國大陸,還有多個下落不明。此番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法國奢侈品PPR集團CEO,同時是法國佳士得大股東,亨利皮諾先生代表家族適時向中國捐贈了青銅鼠首和兔首。

從藝術審美來說,郎世寧設計的十二生肖水法真的有些不倫不類,硬是在西洋玩意兒上按上了中國人的價值倫理。郎世寧起初建議是用大理石裸女雕塑來噴水,但乾隆皇帝認為在皇家園林安置裸女成何體統,故而代之就是人身十二生肖水法。這樣的獸首在經歷了兩次劫難之後,成為天價文物,甚至被人形容為“國寶”,但也有民間學者揣測:當年圓明園奇珍異寶堆積如山,英法聯軍怎麼會搶這幾頭銅質的獸頭。極有可能的情況是,在混亂中被國人撿去,然後不知怎麼得倒賣到了外國人手裡。如果真如此,那根據《海牙條約》的文物追討就不適用於它們了。而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更是在微博說不要太高估了這兩個“頭”的價值:這12個獸頭只是外國人做的水龍頭而已。話雖如此,但是就是這樣的水龍頭被捐贈給中國的時候,成為了個大媒體的當日頭條新聞:並紛紛以法國贈還圓明園被劫國寶為標題。這裡面的概念就錯了,皮諾是以家族名義贈予而非歸還兩個獸首,並非政府行為。

01300000342361135202545193721這兩個獸首曾在中法之間引起一場風波: 2009年2月佳士得在巴黎舉辦“伊夫·聖洛朗與皮埃爾·貝爾珍藏”上拍賣了這兩件獸首。在此之前,中國國家文物局曾和法國佳士得交涉要求撤拍屬於戰爭期間“文物”的首獸,但巴黎佳士得考慮到整場是委託拍賣合同,這樣做會有違協議,一件都不能撤。拍賣會上,中國商人蔡銘超電話競拍以1400萬歐元成交,但旋即他宣布不付款。他的理由是拍賣品是文物非法流失,無法申報把獸首帶入中國境內。最後佳士得不得不以流派處理。也一度影響了中法關係,以及佳士得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發展,被中國國家文物局以一紙《關於審核佳士得拍賣行申報進出境的文物相關事宜的通知》取消了中國文物和書法在中國內地的預展。老皮諾一時堅持己見,卻吃了暗虧。

就在奧朗德訪華之前,佳士得率先在中國上海取得了獨資拍賣資格,這是首家在中國內地獲得獨資拍賣執照的國際藝術品拍賣公司。在這一點,佳士得就比它的競爭對手蘇富率先打開中國市場,拔得頭籌,這其中和這次捐贈是否有關係外人不得而知。但佳士得絕對是吃一塹,長一智。2009年流派的獸首,如果再次起拍,會承擔一定的風險,不如自己買下來在奧朗德首次訪華時候贈送給中國,絕對為佳士得從國內到國際,從聲譽到實際都贏得了好處。

9b82a8c54c10ee00bc6e4&960又有兩個獸首回歸中國了,從媒體到民間,從各大博物館到專家學者一片叫好。但中國近代和現代流散到海外的文物何止成千上百,有學者估計從圓明園流失到國外的文物有150萬件之多,但究竟其中有哪些,卻沒有完整的list。有專家拋出言論:“追討文物不能急,要等到外國人對前輩不光彩的行為有所愧疚,主動把文物還給我們。”筆者真不敢苟同:是否追討是中國政府的職責,是否解禁文物流通則握在國家文物局手中,而至於國家博物院還是管好自己現有的藏品,不要再失踪或弄壞了。如果哪一天現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能回到中國,那才是算戰爭被掠奪文物的真正回歸。

在此,重貼四年前的舊文《兩家故宮博物院》

文物有關的事情總是微妙的。比如説便是圓明園獸頭的拍賣,比如説,曾經盛傳已久的關於兩岸故宮博物院聯合展。

獸首經歷了交涉、聲討、競拍、拒付這一過程之後成爲拍賣行中的“釘子戶”,而關於兩岸博物館聯合展也夾雜了政治的雜音而變得舉步維艱:一是關於要去臺北故宮博物院去“國立”化;其二是關於這批珍品是否會“有去無回”阻礙了兩院談判的進程。

文物和民族大義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因爲文物代表了民族的歷史,是民族的自豪和民粹主義的器物。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往往會高於實物作爲藝術品真正的價值。

這些歷史文物,有些是被殖民者盜走的;有些是被原來的政府帶走的。而北京政府成爲現在的掌管者,接管了一個被推翻了的王朝靠壓榨窮苦大衆而得來珍寶。這筆“橫財”牽扯上歷史的淵源,注定要惹事生非,更何況如今它們又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

而這些百年以上和歷史、戰爭等糾纏不清的器物又被稱爲文化遺產,遺產的概念就是它本來就不屬於今人,但今人從古人那裏取得了所有權。但因爲古人沒有留下“遺囑”,所以後代都為了爭奪這個所有權而產生了如今一樁又一樁的糾紛。

故宮有兩個,故宮的藏品分散在兩地:北京故宮博物院擁有獨一無二的宮殿本身,而臺北故宮博物院卻有數一數二的文物珍品。因爲政治和歷史,誰為“正身”都沒有辦法完全用一套語系定義。但故宮和其中的寳藏的原來擁有者是滿清王朝,這和法國的盧浮宮以及埃及的金字塔等遺產是一樣的,封建王朝一旦被推翻,它遺留下物質財富都屬於了人民大衆,而當權的政府是替人民大衆掌管這些財富的。

但政府是否真正為人民管理好這些文物了呢?管理的標準又在哪裏?有幾點顯而易見的標準是可以衡量的。

歷史上散失在國外的文物是否被有效得追討回來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他國追討文物的先例,希臘政府通過法律途徑、庭外協商,從政府到民間共同配合以不同的渠道追討。他們的政府機構内有文化部的文物和遺產辦公室專門負責留意全世界文物的拍賣動向來發現自己國家的海外遺珍;同時希臘文化部部長多次向大英博物館以外交聲明施壓,要求歸還希臘國寶。持相同做法的還有埃及和秘魯,皆通過外交途徑追討文物,這樣做理直氣也壯,但長期以來卻不為中國政府所用。雖然對於獸首的拍賣民間有些群情激奮,蔡銘超拒付背後也有人懷疑有人指點,中國政府卻一直聲明與此無關,而且從頭到尾並沒有正式發表聲明要求歸還獸頭。不經要問這到底爲何?

專家說獸頭其實根本沒有藝術價值,恐怕是真的。當年的郎世寧迫於無奈,用人身生肖頭替代了原本裸女雕像,而那時整個大清國還沒有人會鍛造銅像,郎世寧是第一人。但卻成了歷史的坐標,因爲圓明園的標誌之景之一就是這個有些“怪裏怪氣”的西洋水法。同時當它遭到兩次劫持,尤其是第二次八國聯軍那會兒。各國其實已經于1899年和1907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制定的三個聲明文件和十三個公約,俗稱“海牙公約”。這中規定了在戰爭中禁止將佔領的遺產運往境外,即使運出后也勒令其歸還。但這一條“證據確鑿”並沒有在中國對外追討文物中發揮多大的用處,反而民間民粹主義氣氛被一次次地渲染。這其中似乎經不起推敲,如果要討回,何必這般迂回。

想來是有這樣一種可能,即追討文物也成爲一種外交上的籌碼,若硬是要將這些文物討回來也不是不可能,但無疑也和那些被討還國家暗暗結下了梁子。但是這些被追討國家,大體上都與中國保持着密切貿易上的往來,若為了幾件古董而損失了幾筆商務單子或者外匯儲備,那可就是現錢的損失了。而古董不會變成現鈔,不但不會產生效益反而每年還要花大量的錢保護和修繕。逃回來的國寶也許會變成一種“負擔”。

追討恐怕“無門”,那在文物交流上又做得如何呢?就這次兩岸故宮聯展而言,60年的翹首以待似乎就快要成爲現實,畢竟綠去藍來,新任的館長周功鑫此番頗有誠意地打破兩個故宮之間緊閉的大門,一切都只為了藝術的交流,一切都為了兩岸共享有的華夏文明智慧的結晶。

但是其中還是存在不可繞過得障礙。根據周功鑫館長的説法,如果中國政府不肯簽訂相關的“司法免扣留”條例,此番合作恐怕就要靠吹。作爲兩任館長助理的周館長的做法是有參照的,1996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希望能展出臺灣故宮的珍品時,就是憑藉了他們1965年美國公法第89——259號(public Law89——259)“短期性參展文物豁免司法扣押法”這樣一個規定。也就是在展出期間,文物是享有免除司法追究和扣押,並將此咨詢公開刊登于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

這在當時可謂是“創舉”,因爲臺灣和美國之前沒有正常邦交關係,也依靠了1979年的“臺灣關係法”從中取得突破,使得這個條例也能用于台灣和美國此次交流;同時那次展覽的名稱為“中華瑰寶”把國家的概念上升到民族的範疇,在此可以深諳大都會博物館館長的良苦用心,如何避免引起外交事務的同時,讓更多的人欣賞到人類文明的瑰寶,他可謂是絞盡腦汁。但是再往深點想,他能在法律上找到憑藉,才是此事成功的關鍵。

遺憾的是,中國大陸卻沒有簽署類似的司法豁免扣押法。只有一個條例是關於臺灣和大陸地區人民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大陸地區之中華古物,經主管機關許可可運入臺灣地區公開陳列、展覽者,得以運出。但這個條例僅僅規定了我們的文物能運到臺灣,卻只字未提臺灣那邊的文物若要來大陸展該怎麽處理。這種單方面的條款是缺陷的,首先它只限制和保護了本國的確的文物但卻沒有考慮到來辦展機構單位的利益,那對一些有爭議的珍貴的文物而言,它本身在境内的安全等就沒有法律的保障,正常的文化交流就因爲這種沒有法律的保護而無法向前邁進。

其實這樣的法律條文包涵了一種思想在内:不再將文物僅僅作爲民族主義的器物,而是真正把它們看作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這是世界上一流的博物館以及如聯合國教科文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的方向。但全世界也只有爲數不多的幾個國家簽了署司法免扣押相關條款的: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德國、法國等國家。他們率先作爲表率敦促人們放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情緒,試圖暢通人類文明交流的渠道。這樣一種境界是值得所有的國家學習的,不管有怎樣的歷史背景,就文化交流本身而言,是不該被質疑,阻擾,而國際聯合簽署的公約能夠減少歷史給現實帶來的障礙和羈絆:為了某一刻,我們彼此放下成見。

這是博物館學最終的追求,如果是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其實放在大英博物館和放在北京故宮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嗎?如果世人都能抱着珍視歷史和緬懷文明的心態來端詳一段歷史的殘跡,那它就可以成爲一座豐碑。

何況在如今的中國整個文博這系統都不盡人意。好比這一次聯展中,臺北故宮博物院提就僅光照這一項就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但在技術上落後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北京故宮,以目前自身所採用的光照恐怕難以滿足。這是博物館學的常識,:由於很多古畫都是有機展品,它們受光是累積的,所以正常光線都要經過處理,需要過濾紫外綫,大約控制在50Lux方才可以。而一件展品在展出三個月之後,定是要換下來了。但在大陸博物館並無此職業性的操作或者透明的規定。坊間謠傳的説法還是:為了保護珍品不被氧化,人們在博物館中看到的都是複製品,真跡其實都藏起來了。希望這真的只是個謠傳。

差強人意的不僅僅在技術,還在專業性人才的培養。就高校而言學科建設和規劃一直落後于國外大學的相同專業。大陸有上千所高校中有22所院校成立了考古、博物館等相關的專業,相比之下英國一百多所高等院校内,有四十多所擁有人類學或者考古學。而且同時在國内,報考這類專業的學生也寥寥無幾。這是個惡性的死循環,沒有專門性的人才,也沒有吸引人才的條件。所以很多次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平臺上,我們只能提供文物本身,而西方國家提供專家和先進技術。

從歷史上來看,建國后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屆以發現和發掘為一開始的方針,還曾一度掀起過“考古熱”,但考古完了以後,相應配套的文博系統就應該跟上:修復和保護。但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擁有理論和科技知識的文博專業人才在國内真為鳳毛麟角。這樣下去意味着考古必須停止,因爲一旦挖開,卻不知道如何保護,那只能等着它腐爛。

博物館學長期不受重視,不僅僅是大陸的問題,香港、臺灣、新加坡等華語圈也是不容樂觀。周功鑫館長在回到她的母校輔仁大學所做主要工作就是創立博物館學研究所,原本臺灣高校中也無專門的任課教師。臺灣博物館的專業人才也是全凴早期的師徒經驗制傳承。這些問題和大陸很相似,但因爲大陸已出土的文物對修護的迫求已經讓此類人才短缺的問題迫在眉睫,有報道說就拿現在出土的文物來算,要全部修復完好,凴如今的技術,大概要1600年。1600年,真是在開玩笑!

這一切好似“積重難返”,五千年的文明太重了,壓在如今中國人的肩頭,似乎有些扛不動。

中國人是好古玩的,把它作爲玩物的同時,也是一種身份的炫耀,可巧的是當年的榮寶齋如今也隸屬于國家新聞出版署,昨日的古董買賣已非它的主要功能,倒是漸漸變成外國人眼中華夏文明中古玩奇珍的一種象徵。而且五千年來,這種心態倒是一脈相承,沒有改變過:從秦始皇造阿旁宮、秦陵到雍和宮和圓明園,無不窮極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浩大聲勢的勞力。這樣的歷史財產留給現在的北京政府的使命就是該如何管理。

從行政框架上來看,北京故宮博物院隸屬國務院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臺北故宮博物院隸屬臺灣當局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可能後者在政治框架結構上還高一層。但同樣處境是,兩者都需要最高行政機關的批准才能處理這些文物的對外交流事宜。就美國而言,他們有相當一批博物館是屬於半官方性質的史密森尼學會,由政府資助行政管理卻在非政府方。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任何交流活動只有要在不違背法律的情況下,都不會被阻攔;但大陸的管理制度下,對外交流活動都需要請示和允許。這之間,一個上限一個下限,一比較就是天壤之別。

兩岸博物院爲了能在一起聯展,從館長開始都費盡心神,但很多卻不是它們自身可以決定的。誰都害怕如果開了先例,以後就難辦了。這背後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僵化以及人本主義的缺席。人們心心念念翹首以盼60年的聯展,其最重要的目的也不僅僅是爲了一睹《三希堂法帖》齊聚一堂的歷史性時刻,而更爲了讓一代人——一代僅了解故宮歷史一半的人,知曉他們並不熟悉的另外一半。

文化遺產是人類共有的,如何保護它們,人類對此的心應該是敞開的。

西服和連帽衫

英國首相卡梅倫也曾不良過,少年時吸食大麻被罰禁閉一周,在牛津讀書期間混跡于臭名昭著的Bullingdon Club。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非富即貴,連社團的西服都要在倫敦最古老的裁縫店Ede&Ravenscroft定做。如此考究價格自然不菲,據説現在社員越來越沒錢,也改成了向老社員購買。另一種作風則是以假名在牛津附近餐館定位,在狂歡後砸爛窗戶,再扔下一大筆錢了事。

但這是個清一色男子的貴族圈,一張全家福中就有曾經的保守黨影子大臣奧斯本,上任當天就腎結石發作的商務大臣曼德爾森,頂着一頭亂糟糟金髮的倫敦現任市長鮑里斯還有就是老是帶着一臉尷尬匆匆趕回倫敦的卡梅倫首相,他們先後左右英國政治經濟命脈,繼承了這個圈中的特點:激情善辯、有錢有權。有謠傳說,卡梅倫參加保守黨中央黨部面試之後,面試官接到了來自白金漢宮的神秘來電:我用盡一切辦法來説服這個年輕人放棄政治,但我沒有成功。他是個非常優秀的青年。

就是這樣一位優秀青年是否能理解另一種青年的生活?整日穿着連帽衫,在大街上晃如幽靈的街頭混混。2006年作爲保守黨領袖的卡梅倫在質疑警察對連帽衫族的質疑時表示:像我們這種西裝革履的成年人總覺得穿連帽衫的小年輕太具有侵略性了,連帽衫簡直成了街頭混混的制服….其實這種衣服更便於隱藏而非攻擊,他們可以大街上隱藏自己。因爲這段話卡梅倫被工黨嘲諷為“hug a hoodie”,但在第二年他就輕鬆推翻了這種説法,他不是要懷柔對待這些到處闖禍的年輕人而是要給他們以懲罰。之前三個月,卡梅倫表示政府要嚴格控制槍支時,一個17嵗的連帽衫混混在他身後以挑釁的眼光做了一個開槍的動作。這張照片第二天迅速佔據英國報紙頭版,英國人不經要問:Do you still want to hug a hoodie, Dave?

今天匆忙結束休假的卡梅倫在講話中說這次的打砸搶是噁心的行爲,肇事者必將遭到嚴懲。倫敦部署了16000名警力,有人呼籲政府出動軍隊,實施宵禁,讓警方使用高壓水槍,目前均被政府否決。但若事態升級,穿西服的卡梅倫會怎麽處理這些走上街頭的連帽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