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食物與愛情不可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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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後在後殖民地的食物與愛情》刊登後收到不少反饋,有趣的是大家都未將此作為小說看,跑來問我其中的主角林儀後來怎麼樣,害得我不得不一遍遍地解釋,雖然有不少原型,但這真的只是一篇小說而已。如果讀過也斯的原作,可以明顯看出是在向他的作品致敬,以食物來帶愛情,更是用食物與愛情來寫香港。

在香港生活六年,耳聞親見的故事多多少少都和“食”、“色”關切,本來“飲食男女、人所大慾,不想也難。”可難得的是在這座城市上演的有關食物的故事都是那麼接地氣。記得剛畢業進公司返的是早班,每天四點就要坐的士從港島穿梭至大埔,有次司機瞧我睡不醒的樣子問候了句:“小姐返噤早,好辛苦。”到公司話給同事聽,他笑道:“你應答:搵食艱難。”第一次把工作和“搵食”兩個字聯繫起來,覺得其中多少有一種自嘲,大家這麼忙忙碌碌不就是為了混口飯吃。難怪和跑港聞的記者聊起來,什麼理想和自由都是九霄雲外的事情,做這份工就是餵飽肚皮,賴以生存。之後幾年的生活越發這麼覺得,除了那層樓,香港人畢生都在為“搵食”顛簸,這也是我來到香港後迅速有的身份認同:在此生存不易,平日拼了命返工,還好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愁,工作日一頓叉燒飯加凍奶茶走冰,多加一份芥蘭算是有蔬菜聊以慰藉;週末同朋友食嘢傾偈,在不同的食肆內尋求味蕾的滿足。

香港是當之無愧的美食之都,它的吃兼顧國際化和本土化,既出得入高檔餐廳又下得了街頭排擋。你可以在週六夜晚八點鐘於上環的社企法國餐廳吃完三道大餐,隨即抬腳移步至伊利近街的甜品大排檔叫上一份海帶綠豆沙,舌尖上的香港“華洋雜陳”:有如半島那種帶有濃厚殖民氣息的遠東貴婦,也有澳洲牛奶公司這般市井氣實足的民間食肆,這兩者之間的共通點就是創新和堅持,食物自有和別家不同的做法選料,規矩也不小:半島沒得定位只可walk in;澳牛定要集齊人腳方才放人進去。初來港的日子,學姐帶著吃遍一家家裝修簡樸但滋味實足的茶餐廳,三十多蚊的蓋澆飯真是料足食飽。而現在,一日在怡和大廈與朋友食工作餐,對方感嘆百元的咖哩飯中的肉是越來越少了。豈止如此,不單單是港島的大大小小茶餐廳一家接一家地結業變成奢侈品專賣店;就連翠花、泰興等連鎖店的招牌菜質素也日趨下降:咖哩蝦球變成雜菜咖哩蝦球,用雜菜來充數;以往收工後最愛食黃枝記的生滾蟹粥中的螃蟹也在搬到史丹利街後生生地小了那麼一圈。那日做完直播身心俱疲,回家前拐進一家常去的餐廳,點餐時侍者說可以試一下燉湯,只給熟客備的,端上來果然好喝,湯清料鮮,簡簡單單,那一刻舌尖的舒坦帶來了心頭的感動:人生,惟食物與愛情不可辜負。

在港工作壓力大,與朋友約談多是食飯喝下午茶,食物成為了連接人與人之間最自然的紐帶,也是在這大大小小的食肆內我一次次地接待來自各地的朋友。2013年初大學同學烏拉來港玩,(她即是我筆下的愛麗絲)。她是美食行家,用我們共同的導師的原話“每每菜上桌必定要拍個飲食指南式的全桌照放網上,才再動刀叉的完美癖”。我帶著她在銅鑼灣找好吃的,可惜那日的牛排質素未佳,餐廳環境也是一般,過後我分外抱歉,香港其實還有好多好吃的呢!近日見她在臉書引了我文章並上感嘆“因為境況差,其實已經很久沒有好好進餐”,當下是一種鑽心的難受:曾經她圖文並茂的美食誌給了我對美好嚮往的勇氣,而今我能回報她的既是這篇文章以及一個許諾:下次來,一定把你好好餵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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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愛情

似此星辰非昨夜
我爸發來元宵並情人節微信的時候,我正因為聯絡不上前線記者在 Newsroom 裡抓狂,看到他圖文並茂的消息覺得很好笑,我們在微信平台的言語向來沒大沒小,他會經常發一些自得其樂的感悟給我,其中最多的還是他和我媽在上海的日常生活。

爸媽這對組合讓我覺得有些匪夷所思,與我看來他們簡直沒有太多的共同語言。最經典的故事莫過於:我爸年輕時是文藝青年,擅彈吉他吹口琴,尤其好讀書。他和我媽約會的時候借給她一本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這本書等到他們結婚後還到他手裡,已經變成兩本那麼厚,裝幀整體散架,但我媽壓根一個篇章都沒看完。這些年爸爸批量買了很多舊書,在他樂此不疲的掏書的過程中,媽媽也冷不防要揶揄他幾句:「你爸就是書和報紙,像國家領導人一樣。」相比之下,我媽的生活是,每天下班後一邊做家務一邊開著第一財經聽股評專家在電視裡神乎玄乎地吹牛,或是得意地說哪家理財產品利率不錯剛剛被她買進。他們就這樣不搭調地過了大半輩子,以前還為大大小小的事吵吵鬧鬧,現在步入暮年倒是越來越情深意濃了。那日不知聊到什麼話題,爸爸在微信上說還要和媽媽相伴數十年執手到百歲,聽得我覺得有些肉麻,本想嘲弄他幾句,轉念一想,他們這代人含蓄慣了,偶爾矯情些又有何妨。

和獨生子女這代自我意識強烈相比,父母那輩人身上有許多樸素美好的品質,同樣他們的感情也簡單純粹,對待另一半更懂得寬容和妥協,用我媽的話說哪一對不是磕磕碰碰過來的。他們擇偶慎重,很多人回憶起當初喜歡對方的原因,女的都會說:「因為他老實。」男的則是「她看上去很本分。」他們對待婚姻的態度尤其審慎,離婚是萬不得已的事情。那個年代的原則是,東西用舊了破了,第一個想到是去修補而不是換掉,一件舊物在他們手上歷久彌新,好比他們那時的愛情:一旦看上某個人,總是越看越好,彷彿那是世上最好的,其他的全不在意。

張愛玲的長篇《十八春》將中國式的愛情寫得淋漓盡致,一對男女從相識相戀到幾乎相忘,穿越悠悠歲月,情感兜兜轉轉,走過了十八個春天。張氏感情經歷畸零,她筆下的的女主角總帶有世俗的人格缺陷,除了《十八春》的顧曼楨,借她之口吐露的思念竟是如此感人:「世鈞,我要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著你的,不管是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反正你知道,總有這麼個人。」這般情話恐怕在現在的戀人之間是不時興講了吧。

十年回望——追憶那似水年華

十年舊事夢如新,往事那堪傷

恍然間距寫那篇《追憶那似水年華》已十年,還記得當年寫那明末清初秦淮河邊八個女子故事的時候,我和她們的年紀相若,穿越四百年,回望彼岸之花的點點滴滴,追憶大明王朝背影下煙花女子的倩影和情淚。這是給第六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初稿,用了兩夜的時間,給評語的女作家南妮當時說“寫作此文需要的智質,起碼應該在二十八歲以上吧?那種對於歷史與人性的準確讀解,但它的作者最多只有十八歲。”這句話在當時予我真是謬讚,更是一種期許,那時我就在想“當我二十八歲的時候,會寫出什麼樣的文字呢?”大概從未想將文字寫作當作終身職業,所以和它一直保持著較為游離的姿態和距離,讀本科的時候給校報寫文章、後來做了媒體也給雜誌、報社斷斷續續地供稿,但從來這都只是副業或者說一種愛好。只是十年間,一切煙消雲散,這些白紙黑字卻留了下來,它們可以讓我回望人生,成為我十年經歷和思考的註腳。借用一句近來比較俗的話來說,這些都是給即將逝去青春的惦念。

《追》的主題是“秦淮八艷”,也就是明末清初秦淮畔八位才貌雙全的妓女的命運。說來有些無奈,中國歷史上才女留名的本已不多,而其中所謂良家婦女在史料上記載的更是屈指可數。從寫《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到著《漢書》的班昭,從李清照到朱淑貞大家能講得出來的就這麼幾個,就算古代大名鼎鼎如“詠柳絮才”謝道韞、“掃眉才子”薛濤這些人,拿來跟讀非文史專業的人來說,大家也未必知道。而這些都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三千年來,有名有姓有詩文存世的才女了,歷史淹沒之人何其多,可歌可錄者何其限;但有趣的是中國歷史上以“豔”帶“才”的妓女的聲名可要大的多,南齊有蘇小小,北宋有李師師,明末清初集了個大成,也就是歷史上所說的“秦淮八艷”,她們的舊所就在如今南京秦淮河畔的貢院對面,清朝余懷的短篇筆記《板橋雜記》將金陵佳麗之地、衣冠文物、文采風流都賦之予他筆下的“艷治之傳”。說到底,這講的是古代的“狎”文化,不是什麼上檯面的事情,但古代的“狎”可不比現代的天上人間、法官嫖妓,純粹的肉體交易。這珠市之間出了幾個殊色名姬,她們以自身獨特的氣格才情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代紅顏;而和她們相伴而存的明末复社文人反倒成了她們的陪襯。這其中不乏兩點原因,其一,才子佳人的傳奇故事歷來重佳人、輕才子。這是一種經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男女天性:男兒蓋世論功名,紅顏一生只為情。男子以忠孝為先,女子以貞潔為則。所以始亂終棄對於男子來說是一件平常事,反襯得女子因為對情的執著而形象光輝。其二,在明末清初、江山革鼎的時代背景下,這些流落煙花市井的舊院女子,一旦碰到民族大義緊要關頭一個個得都變成貞節烈女:李香君血染桃花、柳如是投繯誓不踏清土,這是她們對於節和義的理解以及處理方式,和她們比,曾經明末的复社領袖、文壇泰斗錢謙益、龔鼎孳真是相形見拙,不但不殉國,還成了貳臣,理由是“捨不得死”。因此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罵名,乾隆更是把他們列入了《貳臣傳》中以示後人,究竟是識時務者保命要緊,還是大義凜然慷慨赴死,對於深受儒家文化的士大夫,沒有第二種答案。這種明末清初的遺老遺少的弔詭心態一直延宕多年,歷經順治、康熙兩朝。所以余懷在《板橋雜記》的開篇序中自問自答:“《板橋雜記》何為而作也?”“有為而作也。”這是明末版的《東京夢華》,是對偏安一隅王朝的曲筆反思。這也是我當年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人性不分今古,從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中可以窺探出儒家文化對一個人“生死自由”的影響。

千古興亡誰擔當,誰是真情郎?

誰為秦淮八艷之首,歷來有些許爭議:八艷中名最盛名當推陳圓圓,對另外七個聞所未聞的都不會不知道她的芳名,也不用否認她一定是八艷中最美的,美的傾國傾城。大詩人吳梅村說其“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足可見陳圓圓的外在魅力,和她曾經有過一段情的冒辟疆在晚年感嘆過這麼一句話:“婦人以姿致為主,色次之。碌碌雙鬟,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清秀天然,生平所覯,則獨有圓圓耳”。吳、冒兩人常年流連歡場,煙花女子過眼煙雲,如此評價陳圓圓,足可見她那難以匹敵的容貌。但是讓陳圓圓名垂千古的並非這兩位才子的輕薄言語,而是吳三桂的“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之門迎清兵入關,從而改變歷史的軌跡。這裡的重點在吳三桂而非陳圓圓,後者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考量,就像吳梅村在《圓圓曲》中寫得那樣:“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這是對吳三桂的諷刺,用春秋筆法來寫歷史,很多未必是實情。吳三桂迎清兵一定不會只以為一個女人,這是他在利弊權衡下的考慮,就好比當年唐玄宗賜死楊貴妃是一樣的道理,家國佳人孰輕孰重,真不足以放在天平的兩端來比較。

千古興亡誰擔當,誰是真情郎?寫《圓圓曲》的吳梅村自己很明白,與千古興亡比,愛情何足掛齒,當年他遇見八艷之一的卞玉京,兩人也曾情投意合,但最終因為吳的一時搪塞而不了了之。直到順治七年,兩人在錢謙益的拂水山莊不期而遇,錢謙益和柳如是夫婦有意撮合,但玉京卻徑自直入內室,託病不見。對此吳梅村甚是惆悵,寫下不少詩篇來懷念玉京道人的笑貌音容,他感概“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大有追悔之意,此處未知吳梅村是否真的悔,但這已經是大清順治年間的事情了,明朝那些事兒歷歷在目,與其說懷念故人不如說是追念故都,那個遠去的大明王朝,多少傷心事,才子不遇佳人固然是傷,但比不得國破家亡的錐心之痛。

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兒女情長都是英雄氣不短的反襯,霸王別姬是一例,用兩人深情來承托項羽的英雄末路氣概。但如果倒過來,男人一味重情,大多流於昏庸無能,隋煬帝就是好例子,雖然他現在是以昏君昭著,但歷史上他可是個非常多情的種子,處處憐香惜玉。非但如此他還長得很漂亮,據說是中國歷史上長相最標致的皇帝,隋二世即亡的主要原因是他太縱身予聲色犬馬,不問國是。之後寫“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李煜更是壓過他一頭,坐擁大小周後,還有別出心裁自纏足以模擬仙子凌波步的舞女窅娘。兩位君主都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主,多情未必用情,他們對於女人的欣賞只是一個外在聲色的喜歡,或是容貌身形或是音色舞姿,見識深點或帶欣賞她們的才情,但到底不過是冒辟疆口中的“資質”,只有外在之形而無內在之神。而他們身邊的女子也多入了“以色事人”的窠臼,用自己姿色取悅男人,最終落得“色衰而愛馳”:曾經和李煜錦瑟和諧的大周後剛病重,李煜就勾搭上了被家人安排進宮替代姐姐的小周後。之後南唐被趙宋所滅,李煜因為那句“垂淚對宮娥”被毒死,小周後為宋高祖所強幸時,還破口大罵李煜連累其受苦,可見基於表層的感情是多麼的不堪一擊。

吳梅村之於卞玉京;吳三桂之於陳圓圓也不過遵循了這個規律:不是出於對於彼此個性和氣質的欣賞和了解的感情難以風雨相隨,陳圓圓在明末清初為豪強覬覦,一心要找一個可靠的託付終身,所以她先選擇了如皋水繪園的冒辟疆,之後又輾轉跟從了吳三桂,她要的不是愛情,而是一個保護,冒辟疆和吳三桂兩人氣質魄力大相徑庭,能先後愛上他們兩個倒是可見一個女人在家國風雨飄搖之際,感情屈服於生存下的順勢而為,始終她是被男人選擇而不是跟從自己的內心爭取愛情。但從這點而言,陳圓圓就遠不如以“氣度”勝出,擁有“獨立之精神”的柳如是,柳如是追尋感情的過程伴隨著這個明末清初江山易幟,兩者可謂是一條明線,一條暗線,彼此相輔相成,見證了一個女子在封建王朝下爭取愛情和精神獨立的艱難歷程。看一個人的品位可以看他選擇愛怎樣的人,男女皆如此,相比陳圓圓所親睞的冒辟疆和吳三桂,柳如是一生愛過的兩個男人無論從詩文到人品都不知高出幾許。

柳如是一生最愛兩個人,一個是她的丈夫錢謙益,還有一個就是松江華亭的陳臥子——陳子龍,根據陳寅恪洋洋灑灑八十萬字的《柳如是別傳》的考證,陳與柳如是詩文酬和,感情真摯,他們的相戀基於的是兩人在詩文和國家局勢的相同價值觀,陳子龍是雲間派領袖,文辭雄渾、音韻鏗鏘,內容充滿憂國憂民之情懷,被後人公認為“明詩殿軍”,作為明末抗清的志士,陳子龍的文字間有英雄氣和才子氣,格局非常大。清朝著名詞人朱彝尊曾經形象的比喻他的詩文是“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同時代能和他鼎立的也就是以敘事長詩見長的吳梅村以及錢謙益。吳梅村在陳子龍死後多年後曾經表示:“臥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雖百世後猶想見其人也。”以此來表示對他詩文的推崇。陳子龍的氣格在他死後的幾百年逐漸被歷史的光環放大,乃至近代錢鍾書等人也對他推崇備至,而陳寅恪先生更是鉅細靡遺地考證出他生前早年出將入相對功名的追求,以及他和柳如是之間的情感糾葛。陳子龍在國破山河在時,有慷慨赴死的義氣,但始終卻沒有勇氣打破封建社會對家庭倫理的規範納柳如是為妾。一來是陳子龍的妻子不同意,認為柳如是非良家婦女,並以陳子龍的祖母名義要挾。陳是孝子,自幼有祖母撫養長大,自然不敢違拗;二者是陳子龍當時還未考取功名,經濟能力尚且不能負擔像柳如是這樣的妾室。但真正讓他們產生分歧的,還是因為陳子龍是深受士大夫風氣影響,對男尊女卑的觀念根深蒂固。“士大夫”這個詞是戰國出現的一個概念,他們基本上是知識分子和官僚的混合體,是對於禮儀和格局特別講究階層的一類人。就陳子龍而言,和柳如是感情再相投都不太能接受柳身上一種“放誕”的個性。她的名字就非一般的女子的溫婉嫻淑,而是取自辛棄疾的“我看青山應嫵媚,料青山看我應如是。”而她對男人的選擇更是一種爭取自我獨立人格的垂注,這一點上按照陳子龍的個性是斷不能接受的,柳如是具有“丈夫相”的女子,在感情和事業上與傳統女子的被動相比,她處處顯示出主動,無論和陳子龍還是錢謙益的感情都是柳如是主動拜謁,表達傾慕之情。而她之所以會對二人青眼有加,主要是從他們的詩文中看出其人格。其實在兩者之間還夾了一個謝三賓,謝是錢謙益的門生,曾一度追求柳如是,但是柳在和他的相處中,發現謝的人品有問題,為求官晉爵不惜背信棄義,於是匆忙斬斷和謝的關係。這件事也為謝三賓懷恨在心,到處中傷柳的聲名。後來錢謙益為籌錢蓋絳雲樓,將平生所愛的宋刻本《漢書》轉賣給了謝三賓。後者看到座師擁有他心愛的女人心懷妒忌,此處覺得自己扳回一局得到了錢謙益最重要的藏書,還讓老師比買時虧了兩百兩銀子。謝三賓在投降清朝後,多陷害抗清志士,足可見其人格品性。看一個人對情敵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的胸襟和氣魄。對比陳子龍在任午年冬(1642年)寫給錢謙益信中希望錢能出將入帥“當時所急,莫甚於將帥之才。子龍聞君之有相,猶天下之有北斗也。”陳寅恪先生贊其雅量“臥子與牧齋在文場情場,雖皆立於敵對地位,然覌此書,其推重牧齋一至於此,取較宋轅文之貽書辱罵,器局狹隘者,殊有霄壤之別。”

陳子龍在抗清途中投湖自盡,錢謙益卻降了清朝,這點讓柳如非常失望,她本當算陪錢一起死,無奈錢不肯死。錢的“失節”讓兩者的關係一度出現芥蒂,錢在北京城為官時,有傳言到他耳朵裡說柳如是在南京和其他男子勾勾搭搭,對此錢謙益頗為體諒地說:這個年頭連士大夫都保不住氣節,有何苦在名節上為難一個女人。錢謙益說出這樣的話一面是對於自己怕死懦弱的追悔,另外一面也是對於自己心愛女人的維護。因為年齡差,也因為對於柳如是這個有男子氣概的女子的欣賞珍愛,錢謙益一而三地作出了另當時人都瞠目結舌的舉動:他先是不顧世俗偏見和禮法名器,以大禮聘娶了柳如是,並堅持對她以“夫人”相稱;在他們結婚之後,更是容許柳如是在家身著男裝任意接待名士,於是那個年代一堆才子佳人雲繞他們夫婦身邊,他們更是熱心地為复社文人和秦淮佳麗之間牽線,前面說的吳梅村和卞玉京便是其中一對,但因為吳梅村自己的退縮,這事情便黃了。於是錢謙益和柳如是便開始積極撮合另外一對,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才子佳人冒辟疆和董小宛。

人自風流名自香,惟有憂難忘

冒辟疆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人。其少年負盛氣,才特高,猶能傾動人,董其昌曾把他比作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可見他年少才高。這位少年公子不但詩文好,人長的也好:舉止蘊藉,吐納風流,雄懷顧盼,所以此人艷福不淺,秦淮八艷中兩艷都看上了他,先有陳圓圓後有董小宛,且兩位佳人對他都非常主動,而他對她們的感情相對有點後知後覺。他先遇上了陳圓圓,後者表示有意託付終身,冒辟疆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那時他父親在前方兵火中,隨時有生命之虞,豈是流連溫柔之鄉的時刻。於是兩人定下盟約,來日再續前緣,但等到壬午年冒辟疆再去找陳圓圓時,她已在兵荒馬亂中為人劫去。此番錯過成了冒辟疆終身遺憾,到了晚年後他反复跟人家說,在當年眾多的秦淮女子中,最美最動人的當屬陳圓圓了。但上天終究待他不薄,剛剛和一位佳人失之交臂,又為他送來了另外一位女子董小宛。

 董小宛的事跡幾百年下來依然可在世人面前歷歷在目,全因為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憶語》,這是冒開創的自傳形散文體的悼亡之作,一萬兩千言字寫他的妾氏董小宛之生平,將董對他的深情摯愛寫的淋漓盡致。在《影》開篇第一句,冒辟疆就直言“愛生於昵,昵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這句話翻成大白話就是說:因為情人眼裡出西施,所以世間不需要雕琢和掩飾的真正可愛的人太少了。”這一句也體現了冒辟疆自己對愛人和感情的追求:真實和純粹。他用了九年的時間才真正愛上董小宛,耳鬢廝磨、朝夕相處在日常生活的一粥一飯中看出一個女子的真心和堅定。兩人最初的相逢冒辟疆也只當作歡場中的一次艷遇,董小宛頗有盛名,天姿巧慧,容貌娟妍。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所以《影》一文中有大量關於董小宛生活的寫照,寫其如何臨書度曲、捧酒侍茶、品香插花、調味製露…可以讓看客嘖嘖稱羨,感嘆此女子只應天上有。但對於董小宛,冒辟疆一開始光有憐惜卻不十分在意,大概像冒這樣的世家公子,對於女子的欣賞也如同李煜等人以欣賞其外在為先,覺得千萬個也不過是一樣的。但在九年的相處中,他這個堂堂七尺男兒從一個慧心隱行的女子身上看到了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柔韌堅持,董小宛屬於那種外柔內剛的女子,外表看似柔弱纖巧,但內心執著堅定。她嫁給冒辟疆之後卻管弦、洗鉛華,侍奉左右,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流離顛簸之時,舉家逃難,她不願意累及他人,囑咐冒辟疆帶著其他人先走,勿以為念。之後冒辟疆病重,她六十天晝夜未合眼守候在他身邊:“寒則擁抱,熱則被拂,痛則撫摸……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以目鼻,細察色味。”生病之人心情不佳,董小宛更是溫慰曲說,以求其破顏。所以冒辟疆在文中淒然道:董小宛的逝去宛如是自己死了一般,一生的清福,九年佔盡,九年折盡。真是“慾吊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吳梅村悼念董小宛的這兩句話被野史稗官演化開去,成了傳說中董小宛沒有死,而是被順治納入后宮成為董鄂妃,後來上演出順治因董鄂妃死出家的演義。民間傳說何其一廂情願,讓兩個情種今生相遇,其實董小宛二十七歲去世之時,順治只有十三歲,想來身為漢人的董小宛情願死都不會愛上作為滿人的愛新覺羅·福臨吧。

當年十八歲的我挑燈夜讀《影梅庵憶語》,為董小宛的一片癡情所慟,有感而發寫了《追憶那似水年華》,被南妮一語點中:“對於董小宛的敘述,在深情沉鬱中透出了青春氣息。熱情,是古人與今人的銜接點。正因為這個,作者才找到這樣的題材一抒胸臆吧。感悟歷史悲愴、紅顏薄命的情調超越了作者的年齡,正因為另類才變的稀罕吧。”十年後為了重寫當年這篇文章,我又仔細閱讀了《影》,此時心境已大不同,相比當年喜歡如水一般的董小宛,現在的我更欣賞柳如是,她氣格更高,對於情感和家國更有主見和立場。反觀小宛,倒是為她惋惜生於亂世,如果在現代她或許是個非常出色的作家、書畫家、音樂家、調香師或者廚師,她的執著深情可以用來鍛造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只寄託在一個男子身上。我將這般想法告訴了閨中好友兼文友,但她的看法卻不同:也許就是這種地老天荒的生死之愛才讓董小宛這樣的女子永垂不朽,她是古典愛情最完美的詮釋,這種愛即便有今生,也不會有來世了。

註:舊文《追憶那似水年華》寫於2003年10月,為第六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初賽稿。

時隔七十三年的电影《孔夫子》

八個月都沒見到金聖華教授,自從去年聖誕後她身體有些不適,也就不大出門。現在好些了出來走動,會會老朋友,也捎口信給我這個小朋友。見面大家說笑,她在廣東話和上海話之間切換自如,皆是一口軟糯又婉轉曼靡,倒是聽她講法語或英語時音色更顯女學者的硬氣清揚。

她要返上海一次,正值八月酷暑,滬上更是蟬喘雷幹,此刻冒著鑠石流金全是為了她父親金信民製片的《孔夫子》時隔七十三年在滬重映。上海博物館推出“子歸上海”國寶級電影回顧展,金聖華教授和費穆的女兒費明儀女士一起講述自己父親當年拍攝電影的況景。現在看來,1940年由費穆執導的《孔夫子》重映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此片當年耗資巨大,在八千元(法幣)就能拍出一部電影的情形下,製片方在這片子前後的投資共要十六萬。411078_200904020843371

“當時人人都說爸爸傻。”金教授那時還未出生,父親金信民是位商人,也是資深的藝術愛好者,1939年識得費穆後,兩人一拍即合,和另外一位童振民先生,三人決計成立電影公司民華,第一部開篇鉅子就是《孔夫子》。一位是詩人導演,對細節追求精益求精,要求完美鉅細靡遺,他把自己關在書房內連夜創作劇本;一位痴人製片,曾花千塊大洋為被下映的《漁光曲》登廣告,傾其所有投資《孔夫子》。開機後,錢如流水,一發不可收拾,四十年代的“孤島”歌舞昇平,才子佳人、古裝時的裝爛片不計其數,兩日三夜就可以完成一部電影。《孔夫子》原本預算三萬三個月拍竣,沒想到八個月後已耗費八萬電影還未殺青。那時上海灘一幢房子也不過一、兩萬,金家子孫聽說後都覺得可惜:“公公咁樣真系唔得啦,十六萬系香港可以買整條街啊。”

關於孔子的電影在那個年代都可以耗費巨資,我好奇其中的原故。金教授說,費穆拍戲就是這樣的不計工本,陳蔡糧絕孔子撫琴悲歌,光一個鏡頭,他就拍了一個通宵;杏壇講學,為達到最理想的光影效果,全劇組都等著天邊飄過那一朵雲到了合適的位置;拍攝雪景,為了追求真實感,攝製組硬生生挨着等天空真的飄了實景雪才開始拍攝。彼時,費家四兄弟全在片場,劇本是費穆和二弟費康(費彝民)日夜討論而成,據演員回憶他們拍攝前都沒有劇本,在現場才會拿到台詞;三弟費康負責歷史考古,除了服飾禮儀,片中春秋時期的戰車兵馬,青銅器上的鳥獸雲紋都由他手繪;四弟費泰是本片的助導…這種拍片的方式真是任何一個製片方都消受不起,能想起相提並論的的也就是在《孔夫子》問世後的二十多年,美國的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因為一部《埃及豔后》(Cleopatra)砸錢四千萬美元差點破了產。

220713.945879861940年12月19日,攝製一年的《孔夫子》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上映,據說這部像學術論文般考究細緻的電影在當時也轟動一時,但終究那種瀰漫末路救世氣息的影片,與彼時“孤島”求的那種靡靡之音大相徑庭,戰亂紛爭之中有多少人願意先聞喪音呢?眾醉獨醒,逆流而上,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費穆和金信民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信念都付之於一部超現實的《孔夫子》之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通貨膨脹,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之後費穆、金信民等舉家移居香港,那盤《孔夫子》電影的拷貝也隨著戰亂紛飛一度隱匿於中國電影史的長河中,無可循跡。直到2001年有人向香港康文署捐贈了一批先人遺物,在一罐生鏽的金屬片罐中,那份失落已久的膠片重見天日。

金教授曾寫道:“我們今時今日重睹《孔夫子》,不能以當下高速度、多動作、快節奏的要求作為標準,而應以重溫歷史,再現昔日風貌的角度來予以公正的評價。”春秋時期,孔夫子不合時宜的言行讓他惶惶如喪家之犬;四十年代的上海,也有像金信民這樣不識時務的老闆因為一部藝術電影而傾家蕩產。這種不可思議之舉恐怕難為現代人所理解,金老先生的好友後輩都道他浪漫有餘,不夠現實。但想想這老派人可愛可敬之處,一擲千金只為成就一部影片,倒真教覺得,人間自是有心痴,此情不關風與月。

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

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成爲話題不難預料,但沒想到竟然如此火熱,從媒介不遺餘力得挖掘和炒作到微博名人各種評論,可謂口誅筆伐,群起攻之。之前朋友問我是否會去看這部電影,我說肯定不會。沒想到這個話題近兩日進入白熱化的狀態了,但依然提不起我看這部電影的興趣。昨日看到樂嘉寫得關於他眼中的郭敬明,讀了之後覺得挺有趣,也很真實,這和我2009年香港書展時期接觸到的郭敬明差不多,如果不是以傳統意義上“作家”這個稱謂來衡量這個人,郭敬明並非像大多數人想像的“淺薄無聊”。

 郭敬明作為09年香港書展《亞洲週刊》邀請的作家在香港呆了七天,而我在這七天中負責接待和跟同他的行程。除了常規的講座和採訪,還要陪著他和他母親、經紀人在港血拼。我不是個八卦的人,除了做好助理分內的事情,也無意和他套近乎或者窺探他這個紅人的私生活。但這個期間,和他也有不少交流,就像樂嘉說的那樣他對很多東西充滿好奇,反應能力快,行動力也很強。他能很快判斷談話對象是什麼樣的人,對他的訴求是什麼,而他的回答也會讓絕大多數的訪問者滿意。對於自身的優劣勢,郭敬明很清楚,且毫不避諱。我挺佩服他的一點是,無論面對什麼樣的人,他總是能把心態調整到非常好的狀態,在那些博學的、資深的、優秀的人物面前不敗下陣來。簡單來說,很多人都從心底裏詆毀他,但誰都不敢在當面小瞧他。

 郭敬明被人詬病的身高和“抄襲事件”讓他一直在眾生態的光譜中呈現出漫畫的效果,作為一個嚴肅的作家的確很難從他的作品中挖掘出什麼文學價值來。還記得當初他看我採訪他的那篇文章僅僅就用了不到2分鐘,我問他那麼快就看完了,必定是我寫得很無趣。他說不是,他看什麼都那麼快,要吸收的東西太多了,他的眼睛可以自動篩選對自己有用的資訊。而他和人打交道的方式也是如此,知道誰是對自己有益,誰對他不屑一顧,而誰是他自己敬佩的人。他所敬佩的人也應包括導演賈樟柯,這兩日賈樟柯在微博上對於電影院排片量的說法,被人拿來說是在暗批《小時代》全線濫放破壞市場秩序。有趣的是09年的書展賈樟柯也是受邀嘉賓之一,但他和郭敬明在那時僅在電梯中有一面之緣,從他們之間的交談和之後郭敬明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對賈導的欣賞和尊敬。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如果你要做陽春白雪就要準備好忍受孤獨;但有人能兼顧藝術和市場,那就是大師了。有才華並已經成功的賈導在他眼中即使不是後者,也是通向後者的路上,而他自己就從來沒有準備走這條路。

一個創作者的追求是生前名還是生後名,作為本人他很清楚。能執著追求創作本身,而非功成名就的人本來就很少,連畢加索這樣有天份的畫家,也依然在他的畫室和藝術經紀人及評論家孜孜不倦得謀劃如何為他的畫作製造話題。郭敬明要的就是前者,也不止一次得向媒體展現他的野心勃勃和追名逐利。只是可惜的是,從院線到媒體報道都把他這種拜金主義作為賣點,吸引讀者和觀眾獵奇,變成“人踐人愛”的焦點,這其實和郭導本身的預期倒是不謀而合,他知道自己在賣什麼給媒體。

 《小時代》幹擾不到我的觀影體驗,因為我只要對它視而不見就好了。可是讓我覺得遺憾的是,能夠選擇的國產影片是那樣少。從《北京愛上西雅圖》到《致青春》再到《小時代》,沒有哪部比哪部更好,只能說哪部不是最爛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媒體人和評論家能多去發掘出色的影片和有才華的導演,讓他們不至於因為生存境遇而埋沒掉,那要比群力揪住一部爛片窮追猛打要有意義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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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貼2009年香港書展前寫他的舊文,原文刊登於《亞洲週刊》七月

郭敬明,今年中國福布斯名人榜的68名,去年作家財富榜的榜首,他的博客點擊量累計過億。可以這麽說,有名的可能沒他有錢,有錢的也許沒他有名,而有名有錢的卻沒他年輕,他還未滿二十七嵗。

他一切源于2002年發表于《萌芽》的短篇小說《幻城》,此文一經問世就好評如潮,他應出版商之邀將《幻城》改寫成長篇小說,幷在短短幾個月內發行50多萬册。一文成名,郭敬明成爲了“80後青春文學”的領軍,而且以他爲濫觴,那文字中優美又憂傷的格調在整個80後寫手中彌漫開。許多人效仿這種筆法,但終究沒有人再紅過郭敬明。

他作品中有一種唯美和憂傷,但他表示這不代表他的生活。比同齡人在社會上多摸爬滾打了四、五年的郭敬明懂得,敏感在個性上是傷人傷己,而在審美上卻讓他的事業如虎添翼。普通學生談論的是“畢業”,郭敬明說的最多的是“出道”,這個詞多用于藝人,相比普通作家,他更會給自己定位爲“偶像”,穿著時尚,造型多變,他知道自己每次出場都會使許多少女爲之瘋狂尖叫。

而他最想當的是一個老板。如今的郭敬明是上海柯艾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由一個單純的作家迅速成爲包裝作家的書商。他表示寫作只是他興趣的一種,公司才是他自己的事業。他說“我喜歡商人這個角色。”

郭敬明的成功成爲一種信號,許多年輕人開始覺得功成名就可以是加速的而並非要經過一個漫長而艱苦卓越的過程。但速成的危险在于失落了循序漸進的積累,一個人可能會突然被奉若神明,又在轉眼間被視如弊屣。

“風吹起花瓣如同破碎的流年,而你的笑容搖晃搖晃……”如今的郭敬明已經不再是寫那些華麗字句的少年,只在被問到對“愛”的定義時,他輕輕說“愛是一種信任和給與”這和他弱冠之年在《幻城》中寫下的“我匍匐了一百年……只爲等待與你灰飛烟滅的重逢,因爲你的快樂,是我生命裏全部的信仰”倒是如出一轍。

3500年神廟上的塗鴉

vandalized-luxor-temple-wall中國少年在有 3500年的盧克索神廟(Luxor temper)的浮雕上留名“到此一遊”,此舉引起輿論關注,在西方媒體和中國大陸微博的轉載後,引發一片撻伐。少年在異國他鄉的古蹟上塗鴉,不僅有喪國格,更有失人格。這道理很簡單,好比小孩隨著父母方,到別人家去做客,當然是不可隨便擺弄主人家的物品,更何況將東西弄壞。若小孩隨性所至,只能怪父母家教無方;而從國家層面來看,是否尊重文物和歷史遺跡本該是國民教育的必修課。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經常會看到一群群的青少年在老師或者家長的帶領下前來參觀,這被看作對青少年博雅教育的重要部分,能幫助現代人更了解古代文明和歷史。中國作為文明古國,說到現代社會的“文明”多少讓國人有些自慚形穢。不必說到他國,就算在國內的名勝古蹟“到此一遊”的痕跡也比比皆是。例如圓明園的水塔遺址,上面就有“勿忘國恥”“振興中華”“還我國寶”等大量題字。而根據《文物保護法》規定:“公安機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海關、城鄉建設規劃部門和其他有關國家機關應履行所承擔的保護文物的職責,維護文物管理秩序”。法律規定了文物保護歸地方部門,但恰恰地方部門是權力機關中執行力最弱的。同時對於破壞文物的行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條規定,情節嚴重,可以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雖然有法可依,但執行力卻差強人意。國民對於文物保護的概念意識也很淡漠,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缺少民間有公信力的文物保護組織。

就拿埃及來說,經歷了社會動盪和內戰,對於文物保護的狀況令人憂心,文物破壞嚴重,曾經一度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埃及,民眾的普遍貧窮和憤怒壓倒了對於古代尼羅河流域燦爛文明的敬重。但有幸埃及高校等學術機構以及民間組織積極參與搶救和保護文物的行動。如埃及大學的考古學下專門設置了文物保護專業;而在這次“塗鴉事件”的發生地盧克索地區也開設了兩年制的文物保護專科學校。還有像埃及文化遺產組織(ECHO)主要致力於協助埃及年輕人保存和搶救古埃及的文化遺產,它採用會員制,並定期組織田野調查和學術訓練,經費來自社會各方的募集吸引很多埃及的年輕人加入。這是值得借鑒的,雖然對考古或者文化研究,年長者佔了經驗的優勢,但是年輕人體力和學習力更應該在第一線工作。

古訓言“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國人開始富足,舉家出國旅遊。但是國際形象一直無法提高,除了國民需自省之外,還需要從社會制度上去考慮我們究竟缺失了什麼。就像中東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Alex Joffe曾經說過:“缺乏自由和穩定的國家,暫時無法認真對待文物。”

兩尊獸首的「回歸」

16914431363245457060(0)圓明園十二生肖水法應該是中國最惹人注目的文物。這其中固然是有一些“新仇舊恨”的:據說是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直接搶走了那十二個獸首,從而成為了中華民族一段屈辱史。之後獸首們四散各地,除了龍首現在台灣,牛、虎、猴、馬、朱也陸續回歸中國大陸,還有多個下落不明。此番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法國奢侈品PPR集團CEO,同時是法國佳士得大股東,亨利皮諾先生代表家族適時向中國捐贈了青銅鼠首和兔首。

從藝術審美來說,郎世寧設計的十二生肖水法真的有些不倫不類,硬是在西洋玩意兒上按上了中國人的價值倫理。郎世寧起初建議是用大理石裸女雕塑來噴水,但乾隆皇帝認為在皇家園林安置裸女成何體統,故而代之就是人身十二生肖水法。這樣的獸首在經歷了兩次劫難之後,成為天價文物,甚至被人形容為“國寶”,但也有民間學者揣測:當年圓明園奇珍異寶堆積如山,英法聯軍怎麼會搶這幾頭銅質的獸頭。極有可能的情況是,在混亂中被國人撿去,然後不知怎麼得倒賣到了外國人手裡。如果真如此,那根據《海牙條約》的文物追討就不適用於它們了。而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更是在微博說不要太高估了這兩個“頭”的價值:這12個獸頭只是外國人做的水龍頭而已。話雖如此,但是就是這樣的水龍頭被捐贈給中國的時候,成為了個大媒體的當日頭條新聞:並紛紛以法國贈還圓明園被劫國寶為標題。這裡面的概念就錯了,皮諾是以家族名義贈予而非歸還兩個獸首,並非政府行為。

01300000342361135202545193721這兩個獸首曾在中法之間引起一場風波: 2009年2月佳士得在巴黎舉辦“伊夫·聖洛朗與皮埃爾·貝爾珍藏”上拍賣了這兩件獸首。在此之前,中國國家文物局曾和法國佳士得交涉要求撤拍屬於戰爭期間“文物”的首獸,但巴黎佳士得考慮到整場是委託拍賣合同,這樣做會有違協議,一件都不能撤。拍賣會上,中國商人蔡銘超電話競拍以1400萬歐元成交,但旋即他宣布不付款。他的理由是拍賣品是文物非法流失,無法申報把獸首帶入中國境內。最後佳士得不得不以流派處理。也一度影響了中法關係,以及佳士得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發展,被中國國家文物局以一紙《關於審核佳士得拍賣行申報進出境的文物相關事宜的通知》取消了中國文物和書法在中國內地的預展。老皮諾一時堅持己見,卻吃了暗虧。

就在奧朗德訪華之前,佳士得率先在中國上海取得了獨資拍賣資格,這是首家在中國內地獲得獨資拍賣執照的國際藝術品拍賣公司。在這一點,佳士得就比它的競爭對手蘇富率先打開中國市場,拔得頭籌,這其中和這次捐贈是否有關係外人不得而知。但佳士得絕對是吃一塹,長一智。2009年流派的獸首,如果再次起拍,會承擔一定的風險,不如自己買下來在奧朗德首次訪華時候贈送給中國,絕對為佳士得從國內到國際,從聲譽到實際都贏得了好處。

9b82a8c54c10ee00bc6e4&960又有兩個獸首回歸中國了,從媒體到民間,從各大博物館到專家學者一片叫好。但中國近代和現代流散到海外的文物何止成千上百,有學者估計從圓明園流失到國外的文物有150萬件之多,但究竟其中有哪些,卻沒有完整的list。有專家拋出言論:“追討文物不能急,要等到外國人對前輩不光彩的行為有所愧疚,主動把文物還給我們。”筆者真不敢苟同:是否追討是中國政府的職責,是否解禁文物流通則握在國家文物局手中,而至於國家博物院還是管好自己現有的藏品,不要再失踪或弄壞了。如果哪一天現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能回到中國,那才是算戰爭被掠奪文物的真正回歸。

在此,重貼四年前的舊文《兩家故宮博物院》

文物有關的事情總是微妙的。比如説便是圓明園獸頭的拍賣,比如説,曾經盛傳已久的關於兩岸故宮博物院聯合展。

獸首經歷了交涉、聲討、競拍、拒付這一過程之後成爲拍賣行中的“釘子戶”,而關於兩岸博物館聯合展也夾雜了政治的雜音而變得舉步維艱:一是關於要去臺北故宮博物院去“國立”化;其二是關於這批珍品是否會“有去無回”阻礙了兩院談判的進程。

文物和民族大義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因爲文物代表了民族的歷史,是民族的自豪和民粹主義的器物。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往往會高於實物作爲藝術品真正的價值。

這些歷史文物,有些是被殖民者盜走的;有些是被原來的政府帶走的。而北京政府成爲現在的掌管者,接管了一個被推翻了的王朝靠壓榨窮苦大衆而得來珍寶。這筆“橫財”牽扯上歷史的淵源,注定要惹事生非,更何況如今它們又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

而這些百年以上和歷史、戰爭等糾纏不清的器物又被稱爲文化遺產,遺產的概念就是它本來就不屬於今人,但今人從古人那裏取得了所有權。但因爲古人沒有留下“遺囑”,所以後代都為了爭奪這個所有權而產生了如今一樁又一樁的糾紛。

故宮有兩個,故宮的藏品分散在兩地:北京故宮博物院擁有獨一無二的宮殿本身,而臺北故宮博物院卻有數一數二的文物珍品。因爲政治和歷史,誰為“正身”都沒有辦法完全用一套語系定義。但故宮和其中的寳藏的原來擁有者是滿清王朝,這和法國的盧浮宮以及埃及的金字塔等遺產是一樣的,封建王朝一旦被推翻,它遺留下物質財富都屬於了人民大衆,而當權的政府是替人民大衆掌管這些財富的。

但政府是否真正為人民管理好這些文物了呢?管理的標準又在哪裏?有幾點顯而易見的標準是可以衡量的。

歷史上散失在國外的文物是否被有效得追討回來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他國追討文物的先例,希臘政府通過法律途徑、庭外協商,從政府到民間共同配合以不同的渠道追討。他們的政府機構内有文化部的文物和遺產辦公室專門負責留意全世界文物的拍賣動向來發現自己國家的海外遺珍;同時希臘文化部部長多次向大英博物館以外交聲明施壓,要求歸還希臘國寶。持相同做法的還有埃及和秘魯,皆通過外交途徑追討文物,這樣做理直氣也壯,但長期以來卻不為中國政府所用。雖然對於獸首的拍賣民間有些群情激奮,蔡銘超拒付背後也有人懷疑有人指點,中國政府卻一直聲明與此無關,而且從頭到尾並沒有正式發表聲明要求歸還獸頭。不經要問這到底爲何?

專家說獸頭其實根本沒有藝術價值,恐怕是真的。當年的郎世寧迫於無奈,用人身生肖頭替代了原本裸女雕像,而那時整個大清國還沒有人會鍛造銅像,郎世寧是第一人。但卻成了歷史的坐標,因爲圓明園的標誌之景之一就是這個有些“怪裏怪氣”的西洋水法。同時當它遭到兩次劫持,尤其是第二次八國聯軍那會兒。各國其實已經于1899年和1907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制定的三個聲明文件和十三個公約,俗稱“海牙公約”。這中規定了在戰爭中禁止將佔領的遺產運往境外,即使運出后也勒令其歸還。但這一條“證據確鑿”並沒有在中國對外追討文物中發揮多大的用處,反而民間民粹主義氣氛被一次次地渲染。這其中似乎經不起推敲,如果要討回,何必這般迂回。

想來是有這樣一種可能,即追討文物也成爲一種外交上的籌碼,若硬是要將這些文物討回來也不是不可能,但無疑也和那些被討還國家暗暗結下了梁子。但是這些被追討國家,大體上都與中國保持着密切貿易上的往來,若為了幾件古董而損失了幾筆商務單子或者外匯儲備,那可就是現錢的損失了。而古董不會變成現鈔,不但不會產生效益反而每年還要花大量的錢保護和修繕。逃回來的國寶也許會變成一種“負擔”。

追討恐怕“無門”,那在文物交流上又做得如何呢?就這次兩岸故宮聯展而言,60年的翹首以待似乎就快要成爲現實,畢竟綠去藍來,新任的館長周功鑫此番頗有誠意地打破兩個故宮之間緊閉的大門,一切都只為了藝術的交流,一切都為了兩岸共享有的華夏文明智慧的結晶。

但是其中還是存在不可繞過得障礙。根據周功鑫館長的説法,如果中國政府不肯簽訂相關的“司法免扣留”條例,此番合作恐怕就要靠吹。作爲兩任館長助理的周館長的做法是有參照的,1996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希望能展出臺灣故宮的珍品時,就是憑藉了他們1965年美國公法第89——259號(public Law89——259)“短期性參展文物豁免司法扣押法”這樣一個規定。也就是在展出期間,文物是享有免除司法追究和扣押,並將此咨詢公開刊登于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

這在當時可謂是“創舉”,因爲臺灣和美國之前沒有正常邦交關係,也依靠了1979年的“臺灣關係法”從中取得突破,使得這個條例也能用于台灣和美國此次交流;同時那次展覽的名稱為“中華瑰寶”把國家的概念上升到民族的範疇,在此可以深諳大都會博物館館長的良苦用心,如何避免引起外交事務的同時,讓更多的人欣賞到人類文明的瑰寶,他可謂是絞盡腦汁。但是再往深點想,他能在法律上找到憑藉,才是此事成功的關鍵。

遺憾的是,中國大陸卻沒有簽署類似的司法豁免扣押法。只有一個條例是關於臺灣和大陸地區人民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大陸地區之中華古物,經主管機關許可可運入臺灣地區公開陳列、展覽者,得以運出。但這個條例僅僅規定了我們的文物能運到臺灣,卻只字未提臺灣那邊的文物若要來大陸展該怎麽處理。這種單方面的條款是缺陷的,首先它只限制和保護了本國的確的文物但卻沒有考慮到來辦展機構單位的利益,那對一些有爭議的珍貴的文物而言,它本身在境内的安全等就沒有法律的保障,正常的文化交流就因爲這種沒有法律的保護而無法向前邁進。

其實這樣的法律條文包涵了一種思想在内:不再將文物僅僅作爲民族主義的器物,而是真正把它們看作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這是世界上一流的博物館以及如聯合國教科文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的方向。但全世界也只有爲數不多的幾個國家簽了署司法免扣押相關條款的: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德國、法國等國家。他們率先作爲表率敦促人們放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情緒,試圖暢通人類文明交流的渠道。這樣一種境界是值得所有的國家學習的,不管有怎樣的歷史背景,就文化交流本身而言,是不該被質疑,阻擾,而國際聯合簽署的公約能夠減少歷史給現實帶來的障礙和羈絆:為了某一刻,我們彼此放下成見。

這是博物館學最終的追求,如果是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其實放在大英博物館和放在北京故宮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嗎?如果世人都能抱着珍視歷史和緬懷文明的心態來端詳一段歷史的殘跡,那它就可以成爲一座豐碑。

何況在如今的中國整個文博這系統都不盡人意。好比這一次聯展中,臺北故宮博物院提就僅光照這一項就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但在技術上落後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北京故宮,以目前自身所採用的光照恐怕難以滿足。這是博物館學的常識,:由於很多古畫都是有機展品,它們受光是累積的,所以正常光線都要經過處理,需要過濾紫外綫,大約控制在50Lux方才可以。而一件展品在展出三個月之後,定是要換下來了。但在大陸博物館並無此職業性的操作或者透明的規定。坊間謠傳的説法還是:為了保護珍品不被氧化,人們在博物館中看到的都是複製品,真跡其實都藏起來了。希望這真的只是個謠傳。

差強人意的不僅僅在技術,還在專業性人才的培養。就高校而言學科建設和規劃一直落後于國外大學的相同專業。大陸有上千所高校中有22所院校成立了考古、博物館等相關的專業,相比之下英國一百多所高等院校内,有四十多所擁有人類學或者考古學。而且同時在國内,報考這類專業的學生也寥寥無幾。這是個惡性的死循環,沒有專門性的人才,也沒有吸引人才的條件。所以很多次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平臺上,我們只能提供文物本身,而西方國家提供專家和先進技術。

從歷史上來看,建國后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屆以發現和發掘為一開始的方針,還曾一度掀起過“考古熱”,但考古完了以後,相應配套的文博系統就應該跟上:修復和保護。但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擁有理論和科技知識的文博專業人才在國内真為鳳毛麟角。這樣下去意味着考古必須停止,因爲一旦挖開,卻不知道如何保護,那只能等着它腐爛。

博物館學長期不受重視,不僅僅是大陸的問題,香港、臺灣、新加坡等華語圈也是不容樂觀。周功鑫館長在回到她的母校輔仁大學所做主要工作就是創立博物館學研究所,原本臺灣高校中也無專門的任課教師。臺灣博物館的專業人才也是全凴早期的師徒經驗制傳承。這些問題和大陸很相似,但因爲大陸已出土的文物對修護的迫求已經讓此類人才短缺的問題迫在眉睫,有報道說就拿現在出土的文物來算,要全部修復完好,凴如今的技術,大概要1600年。1600年,真是在開玩笑!

這一切好似“積重難返”,五千年的文明太重了,壓在如今中國人的肩頭,似乎有些扛不動。

中國人是好古玩的,把它作爲玩物的同時,也是一種身份的炫耀,可巧的是當年的榮寶齋如今也隸屬于國家新聞出版署,昨日的古董買賣已非它的主要功能,倒是漸漸變成外國人眼中華夏文明中古玩奇珍的一種象徵。而且五千年來,這種心態倒是一脈相承,沒有改變過:從秦始皇造阿旁宮、秦陵到雍和宮和圓明園,無不窮極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浩大聲勢的勞力。這樣的歷史財產留給現在的北京政府的使命就是該如何管理。

從行政框架上來看,北京故宮博物院隸屬國務院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臺北故宮博物院隸屬臺灣當局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可能後者在政治框架結構上還高一層。但同樣處境是,兩者都需要最高行政機關的批准才能處理這些文物的對外交流事宜。就美國而言,他們有相當一批博物館是屬於半官方性質的史密森尼學會,由政府資助行政管理卻在非政府方。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任何交流活動只有要在不違背法律的情況下,都不會被阻攔;但大陸的管理制度下,對外交流活動都需要請示和允許。這之間,一個上限一個下限,一比較就是天壤之別。

兩岸博物院爲了能在一起聯展,從館長開始都費盡心神,但很多卻不是它們自身可以決定的。誰都害怕如果開了先例,以後就難辦了。這背後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僵化以及人本主義的缺席。人們心心念念翹首以盼60年的聯展,其最重要的目的也不僅僅是爲了一睹《三希堂法帖》齊聚一堂的歷史性時刻,而更爲了讓一代人——一代僅了解故宮歷史一半的人,知曉他們並不熟悉的另外一半。

文化遺產是人類共有的,如何保護它們,人類對此的心應該是敞開的。